（一）案件信息

1. 案由

民间借贷纠纷

2.当事人

原告：杨某

被告：张某、王某

（二）基本案情

2012年6月至8月，杨某向张某共转账14万元、汇款8万元。2013年5月至9月向王某转账10万元、汇款4万元。杨某妻子黄某于2012年10月25日向王某父亲转账20万元，于2013年9月6日向王某转账1万元。2013年6月3日杨某的财务人员李某向王某转账4万元。

2014年9月4日，张某与杨某作为共同借款人向杨某出具一份《现金借款单》载明：借款人张某、王某，借款期限自2014年9月至2015年7月，借款金额210000元，月息两分。同时载明借、还款时间及金额以通过银行打款时间及金额为准，若使用现金交易，则需加以说明或开具收据给对方。2015年1月1日张某与王某作为共同借款人再次向杨某出具借款单，除借款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，借款金额为674000元，其他内容均与2014年9月4日的借款单一致。2018年12月17日，杨某委托律师向张某、王某的住所地发律师函，要求张某与王某偿还两份《现金借款单》上的884000元借款及利息，该邮件被退回。2021年7月30日杨某向厦门市某区人民法院起诉，张某与王某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，某区人民法院缺席审理作出一审判决，判决张与王某向杨某支付借款42万元及利息、杨某律师代理费12000元及公告费300元。杨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
（三）代理意见

一审判决存在诸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，应当依法撤销原判决，发回重审。首先，上诉人在明知被上诉人实际居住地址、微信及有效电话号码情形下，为达到缺席审判的效果，恶意向法院提供无效送达线索，侵害被上诉人的诉讼权利，致使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决。其次，被上诉人已离开户籍地近十七年且均有办理居住信息登记，根据《民事送达工作意见》相关规定,一审法院应当依法将被上诉人的经常居住地作为送达地址，且被上诉人并非下落不明，也不属于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情形，不属于公告送达情形，一审法院未穷尽其他送达方式径直适用公告送达是错误的。同时，一审判决书未经邮寄直接采用公告送达属于严重程序违法。再次，本案上诉人主张涉案金额近百万元，且所依据的银行流水与《现金借款单》等材料并不相符，发生时间亦不对应。本案当事人之前存在多个合作项目，款项往来错综复杂，加之本案一审缺乏庭审对抗，基本事实无法顺利查明，基础法律关系无法准确认定，不宜采用独任制审理方式。

一审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错误，应当依法撤销原判决或依法改判。案涉《现金借款单》为张某原是准备合作项目投资借款，后因项目未开展未实际打款，即案涉两份《现金借款单》实际并未生效。在案证据仅能证明案涉《现金借款单》存在多笔款项往来，无法证明这些款项往来系其中载明的借款。其次，一审法院仅凭借上诉人个人陈述即认定案涉《现金借款单》系款项支付后签订，但无论是从《现金借款单》中书写格式及内容措辞，还是被上诉人数十年来并未想上诉人支付任何借款利息，上诉人也并未进行任何催讨等，均能印证双方之间并未实际借款的事实。退一步讲，2014年9月4日出具的《现金借款单》明确还款期限为2015年7月，根据旧诉讼时效规定，该借款已于2017年7月超过诉讼时效。最后，上诉人关于借款事实的陈述存在多处自相矛盾之处，其真实性存疑，依法不应采信。

（四）裁判要旨

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5日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。而后由某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。法院认为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。杨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《现金借款单》项下借款已实际支付，故《现金借款单》并未生效。即便其生效，210000元的《现金借款单》适用《民法通则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，已于2017年7月届满。674000元的《现金借款单》适用《民法总则》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，虽然2018年12月17日，杨某委托律师向张某、王某发送律师函，但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八条规定，该律师函并未到达张某、王某，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，因此674000元的《现金借款单》诉讼时效已于2018年12月31日届满。综上，杨某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，不予支持。

（五）典型意义

在面对一审缺席审判当事人诉讼权利受侵害的情况，代理律师积极寻找相关法律规定及判例，充分罗列事实与理由申请撤销原判决、发回重审，最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我方律师答辩意见，撤销原判发回重审。在重审中抗辩有理有据，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。